理论前沿热点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新的政治观支撑

我们研究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

中国共产党走过90年的历程，期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次飞跃，第一次是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第二次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那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飞跃，保证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保证社会主义焕发青春和活力，出路在民主政治，支点在确立新政治观。

强调政治观的创新与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

有一个现象在较长时间里让人困惑，为什么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点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跟上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出很远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必然导致错位，进而产生矛盾和冲突，小则羁绊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影响经济持续快速高效发展，大则危及执政。

逻辑和结论清楚，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上路？有人认为缘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稍加分析便发现仅此不足以解释现存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不改革死路一条，那时既得利益将丧失殆尽，故即使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也不会拒绝改革。也有人认为缘于执政党出现精神懈怠，缺少必要的勇气和改革热情，不敢触及民主政治，担心政治民主最终与权力集中的领导体制相冲突，危及执政权。初看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实则不然。共产党并非天生反民主，列宁说过，没有民主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理论是清晰的，问题是考察历史与现实，我们又不能不承认，确实出现过、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着民主不充分的状况。我们因民主而产生和发展，却又因民主建设滞后导致矛盾丛生，为什么？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经济体制改革做错了可以再选择，政治体制改革或民主政治走错了路几乎没有补救的可能。那么当前理论准备不足主要反映在哪里？重点在于尚未确立起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

确立新政治观需着力开展的工作

重新解读政治，确立新的政治观，表面看命题敏感而重大，其实是对已有创新成果的总结。

一是重新解读政治信仰。人在社会中有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求功利而无精神追求者。确立了新政治观，三者各自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就政治信仰来讲，新政治观的产生不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推翻，而是顺应政治生态变化和政治文明发展作出的新解读，即以新解读避免这一终极追求在实现途径和阶段特征上与现实脱节，根本是为了提升其稳定性和恒久性，保证得到更加广泛、更为自觉的追寻。当我们真正清楚共产主义实际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和终极追求，那么现实的不同制度就不再是障碍，而是阶段性存在，既然殊途同归，也便不再冲撞，更不需要以暴力方式来实现。如果这样的思想为人们所接受，我们与世界也就能实现和谐，同时政治信仰也会稳定下来。

二是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大国崛起于文化和文明，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就是占领制高点的重要举措。将此视作新政治观的应有之义和必须完成的工作，源于核心价值观直接影响到制度设计和权力的运行，进而影响着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它是国家认同的载体，也是国际沟通和相互认知的途径。当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真正确立起来，我们便跳出单一的以政治制度标准评价世界的误区，开始结合国家利益标准、伦理和法理标准等多种标准评价和解释世界。

三是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政治伦理和道德有相同的特点，都属于柔性约束，依靠的是人内心深处的道德法则，但伦理规则一旦被公众所接受，就会化作评价标准，就能够由柔性化为一定程度的刚性。由于政治伦理奠基于价值观，因此一些基本理念必须进入党的政治伦理。包括：公权力由人民赋予人民就有权利剥夺；自觉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职务越高、权力越大越要放低身段，不能搞权力崇拜，诸如此类。政治伦理对我们党来讲是全新的命题，它构成新政治观，同时也奠基于新政治观。

四是设计新政治观下的体制制度。中国的政治主体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政治体制制度设计实质上就是对二者权力义务的规范，其中更突出的是对执政党及其成员行使权力的边界、履行责任的程度进行规定。一党执政，制度设计不能有效限制集团内成员的利益，就等于造就既得利益集团，同时弱化集团内成员追求高尚的动力，目前官员道德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在于利益过多过大。这里还有一点不能回避，权力影响着利益，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这是现代政治所确定的，但谁和谁分享权力，分享哪些权力，怎样分享，这一定是制度设计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政治体制制度是否先进，关键看设计是否符合公民社会的政治运行规律，保证动态平衡。而能不能设计出科学的权力运行模式，又决定于是否确立新政治观。

五是形成与新政治观相一致的话语系统。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每一种话语系统都与其文化传统、政治制度有关，前者包括宗教文化，后者包括政治文化。话语系统很重要，比如当前中国就存在着三大话语系统不交融的问题，包括政治话语系统或政府话语系统、精英话语系统、平民话语系统。政治话语系统多出现在政府执政权力触及的层面和领域，平民话语系统多出现在网络等新媒体，精英话语系统兼顾二者。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话语系统的更新，融合三大话语系统，长此以往必定撕裂社会。导致三者不交融的重要原因在于政治观，那么实现三者交融的出路在于新政治观。话语系统还有一个表现领域十分重要，就是中国与世界话语系统不交融的问题。由于话语系统奠基于政治坐标和价值尺度，那么将别人听不懂和不愿听的话语系统变为可听、愿听的系统，就必须有新政治观的支持。（作者为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地市党校科研动态

广佛肇三地党校专家共聚策论“一体化”

9月28日，由中共广州市委党校、佛山市委党校、肇庆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广佛肇一体化发展”理论研讨会在肇庆市委党校召开。来自广东省委党校、广州市委党校、佛山市委党校、肇庆市人民政府、肇庆新区党工委、肇庆市社科联、肇庆市发改局、肇庆市规划纲要办、肇庆市委政研室、肇庆市委党校等单位一百多名领导、嘉宾和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共谋“广佛肇一体化发展”大计。

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就“广佛肇一体化发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研讨，专家学者从新型城市化和城市群发展战略、产业体系建立和发展、文化旅游一体化、党的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等不同的侧面奉献了研究成果。随后的大会发言由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副校长丁旭光主持。广州市委党校王可达、广州市委党校周权雄，佛山市委党校穆向民、佛山市委党校吴义茂、肇庆市委党校白如雪等专家就构建广佛肇低碳城市群、广佛肇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模式与路径分析、产城融合与现代城市产业转型的路径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实证研究、广佛肇社会组织合作等课题作了精彩发言。

闭幕式上，广东省委党校校委苟志效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广佛肇三地市委党校专家学者的工作业绩和研究成果，并对如何进一步提升广佛肇一体化发展研讨会的模式和研究层次提出了建议：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和地方市委、市政府之间的联系，要加深和校外科研机构的合作。二是打造长期有效的合作平台，研讨会主题可以与教学专题相结合。三是进一步扩展研究的领域，借鉴省内外、甚至国际经验开展比较研究。四是组建跨三地党校的项目团队开展研究，积极申报省市、国家级课题。五是将已有的研究成果做成决策咨询报告，提交地方市委、市政府参考。六是创造条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这些意见鼓舞了广佛肇三地的专家学者再接再厉做好科研工作，同时，对下一届广佛肇一体化发展理论研讨会的召开具有指导意义。

本校科研信息实情

活跃学术空气，推动科研工作

为提高我校科研工作水平，深化我校教研人员对教学科研的认识和把握，10月12日下午，由科研处和经济学教研部联合举办的“党校科研之学术思考”学术报告会在学术厅举行。经济学教研部蒙荫莉教授、杨书群副教授和科研处赵起超副教授、穆向民副教授围绕“党校科研之学术思考”这一主题分别作了专题发言。常务副校长朱华仙、副校长曾庆光、校委卫华、校委刘宁、副调研员黄尔青及教研人员等50多人出席此次报告会，会议由科研处赵起超主任主持。

蒙荫莉教授作了“党校科研功用与研究途径”的专题发言。他认为党校科研应当具有并要发挥好“为教学服务、为党委政府服务和丰富理论研究内容”这三大功用。关于党校科研的研究路径问题，蒙荫莉教授认为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研究路径，党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坚持社会实践法：一是要善于从经济社会实践中发现科研方向；二是要认识到与基层干部交流可以获得很多的科研灵感；三是要认识到参加学员小组讨论会有很多启发；四是要主动到镇村去调研。

赵起超副教授作了“党校科研的学术品位及其打造”的专题发言。他认为党校科研具有政治性、经济性、、历史性等广泛的学术特性。赵起超副教授认为党校科研的学术品位是国家的实践和理论的政治学术研究。赵起超副教授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党校科研如何打造高端的学术品位：一是出发点要正确；二是要讲究形式和内容；三是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四是要坚持并执行好“四位一体、核心带动”战略。

穆向民副教授作了“党校科研的发展趋势与创新路径”的专题发言。他认为党校科研呈现出四个发展趋势：一是由单纯的学术研究向学术、资政、宣传、教学（实训）多元化研究发展；二是由一般性的区域问题研究向理论化、学术化创新层次发展；三是由公文化表述方式向规范化、学术化方式发展；四是学术研究成果由一般性课堂应用向实训化应用发展。穆向民副教授提出党校科研发展要创新路径必须做到理论创新、融入决策、走进教学、走向规范和科研升级这五点。

杨书群副教授作了“关于党校教学和科研关系的思考”的专题发言。他首先分析了教学科研在我校创建全国一流市级党校中的重要性，认为在党校整个工作中，教学是中心，科研是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次介绍了我校组合以来教研水平的整体情况并指出党校教学科研存在着规章制度不健全、人员结构配置不科学、图书馆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影响到一流党校的创建。最后杨书群副教授谈了自己做好科研工作的一些体会和经验，认为做好教学科研工作要做到“三勤”：勤动手、勤动脚、勤动脑。

四位教授作的专题发言紧扣党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实际，思路清晰，观点新颖，深刻分析了党校教学科研的关系以及定位，使与会人员对教学科研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对今后我校教研人员做好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专题发言完之后，刘宁校委作总结讲话。刘宁校委对本次学术报告会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本次学术报告会选题非常好，能够结合党校教学科研的实际，观点也很有价值和可操作性，非常值得思考和借鉴；并盛赞四位教授很有奉献精神，其精彩生动、深入浅出的专题发言让大家分享了学术的盛宴和感受了学术的魅力。

创新思想 智慧之光

人民网等媒体报道我校赵起超副教授

关于东莞水乡片发展的学术新见  

9月25日，东莞市统筹水乡地区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东莞市社科联、东莞市社科院联合举办统筹水乡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东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梁国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潘新潮出席会议，来自广东省有关部门、广州、深圳、佛山等市以及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河海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共8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分别作了专题发言，共同探讨了东莞市水乡地区统筹发展所面对的问题、解决的思路以及发展的建议。我校科研处主任主任、副教授赵起超同志应邀参加了这次高规格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题为《推进东莞水乡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几点建议》的专题发言。

赵起超副教授提出的核心观点是：“东莞统筹水乡地区发展，必须建立与‘同类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镇街行政联合体”。他解释说，镇街行政联合体是一个在发展战略上的联合行政协调机构，其名称可以叫某某片区管委会或者片区协调领导小组什么的，由一名市领导任主任，相关镇街主要领导任机构成员，定期召开发展战略上的联合行政协调会议(或联席会议)，解决片区内部协调发展问题。根据水乡地区各镇的地理关系，他建议在水乡地区建立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镇街行政联合体。北部镇街行政联合体由石龙、石碣、高埗三个镇街组成。中部镇街行政联合体由万江、望牛墩、中堂、道滘四个镇街组成。南部镇街行政联合体由麻涌、洪梅、沙田、虎门港等镇和港区组成。     

据悉，赵起超副教授在研讨会《推进东莞水乡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几点建议》专题发言中提出的“水乡地区建立镇街行政联合体”这一核心观点引起了与会领导、专家和媒体记者的热烈反响。东莞日报以“水乡地区可设镇街行政联合体”为大标题加以报道。 “人民网”2012年9月26日在“地方专题”的“今日东莞”栏目，以《水乡地区可设三个镇街行政联合体》为题，报道了我校科研处主任赵起超副教授专题发言的学术观点。《南方日报》、《东莞日报》和《广州日报》等媒体分别以相应标题对此予以报道和评论，凤凰网也进行了报道。

《南方都市报》以《镇街行政协调为区划调整减压》为题评论道:是继续保持市镇村三元行政架构的简政优势，还是增加区县一级，回归传统的地级市四级管理模式，始于2006年的东莞区划调整探索依然没有止步。无论是上一轮已经完成的简政强镇，抑或是目前正在试水的区域一体化，其实都是各种调整方案集束之后的优化处理，有平衡、有妥协，更不乏决策者的领导智慧，区划调整的进与退，处在中层的镇街，变或不变是关键。

25日召开的统筹水乡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有专家建言，东莞统筹水乡地区发展，必须建立与“同类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镇街行政联合体，专家的建言与东莞市委的思路有许多共通之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镇街行政联合体”两个关键词，就足够让人遐想连篇：这不正是东莞早就想做的区划调整的变通版本吗？

回溯到多年前，东莞刚刚提出搞区划调整时，坊间就出现过多种揣测声音。在大多人看来，东莞区划调整最大的可能无非并镇设区，人事安排是首要面对的问题，意味着一部分权力的攫升导致更大群体权力的削弱。即使阻力再大，但区划调整之于当下的东莞迫在眉睫：“镇街功能不健全、行政资源占用过多、分配过散”的弊端已经渐显，当年行政架构层级少、资源配置效率高的独特性，运行数十年之后，逐渐演变为劣势。

新任市委书记徐建华并未回避区划调整这一敏感话题。他表示调整区划的目的实际上是实现资源配置效益的最大化，不是简单的行政资源，主要是市场资源，他并不担心干部安排。弱化行政概念，但要建立相同区域内政府职能协调机制，尤其是区域内产业发展如何错位，区域内规划怎么统一，徐建华认为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区划调整的压力则可消解。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既绕开了区划调整拓进过程中诸多必须直面的雷区，又达到了相同区域内产业和规划的错位与统一。专家所言的建立与“同类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镇街行政联合体，正是这一思路的大致归纳，而镇街行政联合体的协调机制，则有效地取代了“区级政府的行政功能”。专家甚至还对这一协调机制做了设想：镇街行政联合体其名称可以叫某某片区管委会，由一名市领导任主任，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解决区内问题。

作为不设区的市，东莞长期以来市直管镇，镇街领导层面的级别问题，一直都让外界很难分辨，副科级、科级、副处级、处级这四个行政级别，可能对应着不同的镇领导。今年，东莞有史以来出现了一名由市级领导兼任镇领导的特例，若在往年，这可能会让镇街领导班子出现五级同台的开会场面。这个个例，又为“某某片区管委会”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些想象空间。